对于家乡杭州,我这几天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评论性的文章.有一个狂徒写了一篇褒扬西安武昌等城市却大肆抨击杭州的文章,然后另一些人则站出来誓死捍卫天堂的形象与尊严.原文我就不介绍了,至少我当时看着是很气愤的.可是看完之后仔细思考,我倒想来谈谈这个文化认同性的问题.

         那天和北大几个这几天跟我一起住的同学出去吃饭,然后一个不太喝酒的北方人就被说成是 “没有北方人的豪爽”.当然说的人是开玩笑了,但是辽宁人马上回答: “我从来不认为把我们自己明确地分成是辽宁人,四川人,山东人是一件明智之举,我只把自己当作中国人!”虽是说笑,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目前(也许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认同区域太狭小.这种程度无比恶劣,记得小时候培训班就因为某个人是拱墅区的都有可能被鄙视,别说是萧山的、余杭的了。正如网上的那片文章一样,杭州人和西安人——两个黄皮肤的未有具体明显心智差异的人群——都有可能被人说得大相径庭。

         有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每个人生长的城市或多或少也都会成为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杭州有山有水，因此杭州人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对山水的热爱，以至于我们到了干燥的沙丘之地会无动于衷；西安有着宏伟的城墙，因此我猜测西安人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对古迹的敬畏，以至于到了一个一下子看不到城墙的城市会觉得浮躁与肤浅。然而美的形式是多样的，每个人的审美方式同样也区别很大。杭州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雷峰塔——我就不喜欢。我去过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当中的21个（马上又要去香港和澳门），美国的50个州我去过35个，欧洲我也玩过不少地方，可杭州依然是我的最爱，哪怕她不是我出生的城市。可就是在这个城市，这个让我游山玩水无数次的城市，有很多地方至今我都丝毫不喜欢也未曾想去——比如雷峰塔。所以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文化认同感的确自然而然地存在，却并非简单地以地域划分，并非人皆相似。

         每一个城市都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爷爷奶奶眼中的城市肯定与我们眼中的有所区别有所变化。而不变的是我们对美的追求。我们的认同感同样也来自于每一个人主观的审美，而非仅仅客观的景物事件。当地震当中有人遇难的时候，我们即使并非身在四川，也都会为之流泪，为其祈祷。当市贸中心双塔被恐怖分子袭击，数千人遇难的时候，我们作为“人”同样也会产生同情之心，并不因为那儿与我们相差千山万水，并不因为那是异国他乡。这是因为我们都存在着一种叫“人性”的东西。他是我们人类最基础也是最伟大的认同感。

         经常有人问我，在美国是否和当地的中国人有着频繁地接触。我总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太恰当。由于本科的大学在历史上至今中国人也仅我一人，我并不把人与人的私下里的交涉看成是国与国的交涉。我很爱我的祖国，虽然私下里我总会指出她的不足为其忧患，但在国外的公共场合，我几乎总是展示她美好的一面以平衡已经充斥着的诸如“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可是与一个个个体交谈的时候，我更在乎的是话题是否投机，而从不会先划清国界，然后再进行评判。因此，即使我经常和中国人群在一起，那也是因为相互之间有共同话题、睿智地交流或是相似的爱好，而并非那不占主导地位的地域认同感。

         其实,我们并不缺乏博爱。过度地依赖地域认同感往往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从不关心自己的价值与在社会当中的意义.正如Jacob Burckhardt所描述的15世纪之前的欧洲，人们缺少对自我个性的认识.所有的人几乎只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经济实体的一部分。在中国这个受儒学影响几千年家庭国家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的地方，自然而然地也让个体价值慢慢消失殆尽。而在欧洲，正是因为文艺复兴，才让人们重新懂得了自由，民主，理性以及个体价值。我们的经济复兴了，我们的文艺复兴在哪里？

         那天在北大门口的傣家酒楼和某人一边饮酒一边忧国忧民。聊得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认同性”。我们为什么会属于同一个国家？我们又是靠什么力量依然凝聚在一起。在古代，那大体是因为儒道佛——即使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奉行这套体系。从20世纪初打破这套传统伦理到1949年完全彻底地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中国人的“认同性”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本《毛主席语录》取代了中国人民用了几千年的核心价值。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有人想了想说是钞票，更多的人则根本没有余暇去关心。

         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的时候很明确的指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那天某人说中国大陆目前唯一的超越一切的认同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我说如果要统一，那肯定需要更高的诸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可是又有多少民族有此“认同感”呢？我们一面喊着“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口号，另一面却有人对城市间地域间的差异大做文章，不分出贵贱不分出好坏不罢休。

         本想写一篇文章从正面驳一下撰文侮辱杭州的所谓“学者”，可毕竟在一个肤浅的高度哪怕争得头破血流，也终究是作茧自缚。

         我终究还是一个呆不住的人.两个月前我还在华盛顿的寝室里悠然自得,就这一转眼的功夫我已经回了趟威斯康辛参加了毕业典礼,又在杭州与上海之间往返了数次.即使是在杭州,我也甚至会一天从城东跑到城西又跑回城东这样来回好几次或是在江南江北折返.这不,我又坐在了去北京的火车上了.

         虽然能跑,但我出行的方式与绝大多数身边的人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买火车票的那天坐飞机比坐火车廉价.而我却对火车情有独钟.那种悠哉游哉的颠簸和那两边蒙太奇式闪过的画面都是飞机无法比拟的.我并非恐高,否则也不会在太平洋上空飞来飞去,可毕竟脚踏大地的充实的感觉和对窗外偶现奇景的期待让我神往.正如平时出门,我更倾向与公交车.公交车上是一个小的社会,也是我为数不多的缓解逆文化冲击的地方.当然,还有偶尔与阔别多年的旧相识邂逅的憧憬.

         今天来火车站我就是坐公交车的.身边和前面做了两个老太太.一位每隔几分钟就问: “还有几站?” “来不来得及?”另外一位则很郁闷地解释: “这个时候打的也来不及了:你看堵成这样,而且还是交接班的时间.”他们就这样越说越着急.我忍不住插一句: “你们是去赶火车的吧?”老太太诧异地转过头来,然后点点头说: “是啊,六点半的火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了,怎么办办啦!”我微笑着说: “来得及,来得及,我是6点27分的.”老太太好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同伴说: “啊耶,我们6点半嘎急,他二十多的居然笑嘻嘻坐来东闹!”不过他们听了我的话,迅速平静了下来.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很有趣啊.人们一点都不怕自己下水,只要能够拖人一起下水.那天骑自行车等红灯,这个时候左转弯的绿灯亮了,一个人带头直行,然后所有人居然都跟着直行.我想大家应该都认为法不责众吧,即使罚也是大家一起罚,一起被拖下水,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令我无法相信的是，那个手拿红旗口含哨子管理交通的大爷居然很诧异的看看我，然后冲着我大喊： “好走的类！”

         其实我和Z10(9)似乎是瓜葛不小。去年从北京回杭州的时候我就是在最后一刻赶到火车站，给了黄牛100元才得以上火车的。而且当时我一跨上列车车门就关了。今天我虽是（间接地）安慰了下老太太，其实时间并不宽裕。等我下了公交车离开车只有15分钟了。杭州，一个号称一个有六百万人的城市，居然一个火车站只有两台安检机。而且检查也只是走走场，真的恐怖分子来了，我看是抵挡不住。不知道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和平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这样那样的潜在的威胁。

         说起来我这个暑假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西藏。可是到处都有人跟我说今年是多灾年，尤其是西藏这样不安全的地方就别去了。可是我去北京却没什么人反对。其实我觉得北京明显比西藏要更加危险。首先，西藏四个月前刚戒严过，现在应该还保持着高度的戒备，这种时候恐怖分子是不容易得逞的。反倒是公安局这样大家都认为很安全的地方容易被小偷偷，因为放松警惕了么。现在的恐怖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一点基本的“出其不意”总会是个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其次也是学术上讨论十分热烈的也就是恐怖分子的性质。一般恐怖袭击会有以下几个要素：目标（Target），观众（Audience），传递意图（Message）受害者(Victim)。经常会有人把目标、观众以及受害者混淆起来。就拿9/11来说，他的受害者是世贸中心大楼倒塌之后死亡的那些直接受害者，和于他们有关联的那些间接受害者。观众是整个美国群众甚至全世界人民。而他的目标则是美国政府。也就是说那些受害者其实并不是恐怖分子的目标，他们如此残忍如此的草菅人命，仅仅为了死几个人他们也许根本就提不起兴趣。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政府受到震动，改变策略或是过度反应让恐怖分子能更好地扩充队伍增加凝聚力。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恐怖分子的行动往往会在人员密集、政治性强象征性强的地方实施。所以之所以三月份发生在拉萨是因为当时周年纪念所具有的政治性，而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恐怖袭击无论从政治性象征性还是人口密度来说都应该最有可能发生在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地方，而不再会是西藏。（而我恰恰要去北京、上海和香港）。

         我并不是不理智的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也许更重要。我举个例子：9/11之后布什政府通过了很多法律来限制美国公民的人生自由以便于恐怖分子作斗争。这些法律也许是很有效的，可是美国公民成为了最终的受害者。他们的电话从此被监听，他们出行越来越不方便越来越不自由。话说回来，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潜在的威胁就限制了一个公民的自由，这样反倒是让恐怖分子得逞。如果恐怖分子真的袭击，那我坚信他的目标并不是我，而只是我的运气不好偶然中被攻击到。当然，恐怖袭击也往往是少数群体在没有别的途径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否则如果他们本来就是强势，那就不会是恐怖袭击，而将是战争。所以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强势的一方自己斡旋（肯定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也该想想牙买加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不会遭受恐怖袭击为什么那里的人们根本不担心哪天会有恐怖袭击呢？

         刚回来的一个月有几天我会没日没夜地看《反恐24小时》.虽然这从表面上看来是一部动作片，可却暗藏着很多很多深刻的哲学问题与原则纷争。我一口气看了6季（每一季24个小时总共144个小时，平均每天看7个小时也要20多天啊！），记得连签证之前也是一边填表格一边看的。《24》当中的主人公Jack Bauer是一个完全的矛盾体。他经常会采用一种不人道的手段逼供从而获得有效情报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特立独行，强烈地爱国热情让他不惜践踏法律，为了拯救无辜的生命，他不惜自己先犯罪。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进入事业之后，没有一样事情是简单的。我们想一直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不仅是不轻松的，在我看来，那更是不可能的。我其实是很瞧不起Jack Bauer这种经常为自己创造例外的人，可是他的动机太纯洁太美好，他是为了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才会这样。我又能说什么好呢？

         记得大一上政治哲学的时候教授就让我们讨论过这样一个场景：“现在美国警方手上有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他可能知道曼哈顿某处即将引爆的核弹头的信息，我们是否应该严刑逼供？”美国的法律当中有明确规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以这么多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来维护每一个人作为人应该具有的权利。 同学们马上立场鲜明地分出了两派开始了激烈的辩论.而我这个平时经常作为辩论先锋的人物,那天却陷入了沉思.教授其实一直挺爱听我发表意见的,那天他坐等右等我就是没有发言,他忍不住就叫我名字了: “太一,你来谈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我打趣地回答: “要不……我把中国领馆借你？”全场都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是啊，不是在美国的领土就不需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同时又能够有效地制止危机的发生，这不是两全之策么。可我自己却觉得十分的无奈。为什么人家美国的领土上不能逼供，而大家显然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可行的。我也确信，这样的辩论根本不会在中国发生，那个人也许早就被拉出拷打坐老虎凳插竹签了吧。是啊，跟这么多人的命息息相关，谁会发出质疑呢？就连范美中这样的人都会被围攻，别说一个恐怖分子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宽容，我们的人性与权利还差得很远。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实用主义重要呢，还是以我们的道德准则法律条文划定一条绝对的界限。《24》当中的Jack完全是实用主义。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他会对每一个不同的情况计算各种选项成败的百分比，而完全不把法律的约束考虑在内——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少让恐怖分子得逞，多挽救生命。而我将生活的那个城市——华盛顿——则完全相反。任何事情都是以法律为准则，用道德去约束别人不惜代价。哪怕是在做私人事务的时候用了公家的一支笔都会被告上法庭。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抑或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如果每一个人都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圣人（Philosopher King）那样，那也许我们可以采取第一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对社会就是最有利的。可是现实的社会偏偏不是这样。人们之间不仅缺乏信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等等都大相径庭。所以才会有Thomas Hobbes所强调的，因为人性的粗鲁与邪恶，我们才需要一个强权的政府一个社会契约来管束所有的人。可是，又是谁来规定这个社会契约呢？当社会契约无法正常运转或是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我们又将怎样？当我们需要修改它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跟上步伐？我看了144个小时依旧没有思索出答案，正如整个人类已经思索了几百万年，却依旧如此野蛮。

         我们总是想着自己会享受何种权益，却经常忽视周围无视大局。很多人在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群情激昂，在受到外部势力挑衅的时候同仇敌忾。可是真正问他们自己的人民代表是谁，真正踏踏实实参加基层选举的投票的又有几个人？当法律不能保障人们利益的时候，大家藐视它，可是当法律给人们机会的时候，我们难道就应该这样不屑么？

         记得曾经去一位耶鲁的教授家中访问。我和他谈兴正起，来了个电话。应该是什么电话问卷调查，具体的是商业的还是政治性的我也不清楚。我下意识地觉得，教授这么忙这么有威望，怎么会去理这种事情。可是他很有礼貌的告诉对方：“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忙，你能不能两个小时之后打过来？”我当时很不解，后来跟别的教授聊起这件事，他们跟我说： “美国的民主靠的就是这些小小的电话，如果我们不去理睬，那所有的民意调查就会失真，而我们也就接近亡国了。所以平时在忙，我们也会尽一点自己的义务，或者说是责任。”

         我们也许正如柏拉图在《共和国》当描述的那群在黑洞里生存的人们一样，终日只能见到自己的影子，却以为整个世界就是这些影子。而真的有人出了洞见到了真实反过来试图说服洞内的人们的时候，他反倒被所有人排斥。苏格拉底的悲剧会在中国上演么？其实我早就跟别人说过，如果中国现在就是完全的民主，那西藏3月份涉案的恐怖分子肯定不会被处罚得那么轻，日本人说不定要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投票者”的原子弹投放目标。不先出洞，我们确实无可奈何。

矛盾。纠结。沉思。苦恼。

         火车还在黑暗中前行。何时才是光明？

         无论如何，我很欣赏这种美好的在深邃地黑暗中前行的时光。它缓缓地，让我有时间思考；静静地，让我能够在热血沸腾的同时保持理智。

         首都，我来了。能别让我失望么？